张维炯把中欧校训作为他的座右铭

　　这张照片记录着宿舍的一角，一张钢架结构的单人床，旁边是1米长宽的正方形简易桌子，大部头书籍和散落的笔记本填满了小小的桌子，作为书桌有些略显简陋。不锈钢茶缸和玻璃水杯只能见缝插针地摆在桌上，台灯被放在高高的书垛上，这就是张维炯在加拿大留学时的生活，简单、朴素、被学习包围。那时在国外艰苦求学的他不会预想到，30年后能坐在亚洲顶尖商学院的办公室里，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副院长。

张维炯留学时期宿舍照片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生梦想造大飞机

　　听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张维炯内心泛起波澜，第一时间报名了考试。这时候他已经在沪东造船厂做了十年工人，从初中二年级中断学业至今，张维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校园生活了。做这个决定的这年不仅是张维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同样也是他身处的这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高考需要复习的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好在张维炯的母亲是一名教师，家中读书氛围一向浓厚，虽在造船厂工作，但业余时间他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读书。“我们厂里有一个图书馆，工作之余我读了很多里面的书。”张维炯说，那时他喜欢看两类书，一类是涉及哲学和政治知识的《学习与批判》，还有一类是有关机械加工技术性书籍，后者有关他在车间里的工作。

张维炯 本科毕业合影照

　　备战高考的日子有点辛苦，张维炯向自己的亲戚和“老高三”同事借书看。“当时我的文化只在初二水平，要考上大学，差距是很大的。”张维炯坦言，自己为此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半年多。

　　在上世纪70年代，在厂里做工意味着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上大学要面临分配到全国各地，前路未卜。那时张维炯身边有一部分人，因为考虑得多，没有参加高考，甚至有人考上了大学也不读。而张维炯觉得“读书肯定是有用的”，最终他以第一志愿被上海交通大学涡轮发动机专业录取。选择涡轮发动机专业基于造船厂10年的工作经验，对该领域较为熟悉。此外张维炯听闻中国要建造自己的大飞机，迫切想为祖国研发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贡献力量。

　　备战高考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自学能力的迅速提升。一个数学只学到初中二年级的人，在短短一段时间内自学高中所有的数学知识，并在高考中取得不错的成绩，这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份经验。从这之后张维炯说，自己找到了自学的窍门，往后的人生中很多技能都是通过自学习得，包括近60岁时开始的自学钢琴。

　　文革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社会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老师教得很努力，学生学得也很努力。张维炯回忆大学生活，就是没日没夜的看书、学习。平均每学一门课就要看4本与课程相关的书籍，每天都是在读书中度过。

　　大学期间，张维炯表现优异，学生会副主席、班级副班长、两次上海市三好学生，还在学校里入了党，因此念完本科后学校将他留校任政治指导员。1983年，在交大工作了两年后张维炯又考上了涡轮发动机专业的研究生。这期间恰逢交大的管理系升级为管理学院，急需培养相关方面的教师，也因此有一批研究生留学名额。

　　张维炯被选中公派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攻读市场营销专业的硕士，“解救”交大管理学院人才的空虚。“我本身学涡轮发动机专业是想要去造国产飞机的，但那时国产飞机发动机一波三折被搁置，我内心的冲动没有得到实现，心里蛮失落的。再者学校需要经管人才，从各专业选拔优秀的研究生去国外学习，组织选上了我，我就去了。那时很多调动都是听从统一分配的。”

张维炯 参与中加青年教师培训项目

　　“三年三个月三分钟”留学海外初识市场营销

　　去之前张维炯内心很是忐忑，当时的中国仍十分闭塞，他咨询在高校工作的亲友，无人知道市场营销是什么。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开始慢慢发展，他在心里犯嘀咕，市场营销是不是管理“个体户”的。

张维炯 留学时期生活照

　　回忆第一次出国的印象，张维炯说，是鸟叫声。抵达时已是深夜，黑漆漆来不及看外面的环境就呼呼睡着了。在加拿大的第一天早晨，他是被鸟儿叫醒的。他匆忙拉开窗帘，满目的绿色跃入眼前，高大的树木、蓝色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原来窗外就是一片森林。

　　这一场景即使隔了三十年张维炯依然历历在目，1984年上海人口多、环境杂，远远没有这片森林和那声鸟叫带给张维炯的震撼与新鲜。起床后老师带留学生去超市采购，第一次踏入Safeway这样的大型超市购物，张维炯再一次惊喜不已，“这里怎么东西这么多这么齐全？”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safeway搬到中国。

张维炯 留学时期生活照

　　从Safeway回学校的路上，他观察到人们是开车来超市的，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一辆私家车还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这个国家的人们怎么会这么富裕？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物质冲击，令张维炯想要研究这一切背后的经济学渊源，在留学的日子里，他渐渐感受到，市场营销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作为工科生，到外国转学市场营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一次听经济课程，张维炯有些自嘲：“一堂课下来30%以上没听明白。”除了语言上有些不习惯，最基本的概念也不太清楚。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什么？GM（通用汽车公司）又是什么？他用了很有趣的比喻，好比你和一个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讨论上海城隍庙五香豆的营销战略，城隍庙、五香豆，都是他听得懂但根本无法理解的词。

张维炯 留学时期生活照

　　好在张维炯的自学能力非常好，通过看书、看报纸、看电视，他很快掌握了外国的社会情况、商业环境。留学三年，张维炯没有回国，与家人的联系主要靠书信来寄托思念。一封信漂洋过海半个月才能到家人手里，一来一往就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每3个月在信里约好一次通电话时间，因为国内接打电话需要在公用电话亭，所以要提前约好，保证能在电话旁。”张维炯说，3个月一次的通话，只舍得说3分钟，掐着手表，因为当时每分钟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贵了。

　　除了研究生，1993年至1997年张维炯还去加拿大攻读了企业战略专业的博士，学成后再次回国任教，成为当时上海交大管理专业读完博士后回来的第一个人。“那时候应该很容易在海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为何读完博士依然回国？”听到记者这么问，张维炯直言，我从未想过要留在国外。

　　“我在大学时已经入党，后来又通过学校公派出国留学，那时候想法很单纯，我是党员，出国留学是组织在培养我，我有责任为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张维炯打心底里将建设祖国放在第一位，两次在国外求学的经历结束后，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中欧”大管家紧随中国经济发展步伐

　　199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1997年张维炯回国后，恰逢“中欧”急需管理专业博士人才，受时任中欧副院长张国华的邀请，出任EMBA首任课程主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初期争议不小，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学已经有很多管理学院，没必要花大力气再办一所国际工商学院？当时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在内的一批高层领导却非常支持，“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人才，送出国留学的学生真正回国的并不多，因此上海想要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把国际最好的管理理念和实践搬过来。”这是创办者们的初衷，不出国门，就能留学。

张维炯 采访照

　　上任伊始，张维炯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招生。最开始EMBA课程的招生情况很不理想，这一新兴事物国人并不了解，为此，中欧的李家镐院长亲自到各个企业去走访推广，这才拉来了第一批学生。结合市场营销理念，张维炯提出了一个当时中国并不常见的观点：将EMBA课程视为一种“产品”。基于此，他制定了市场营销计划，其中包括有步骤地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当时为课程打广告非常少见，三四十万元人民币的营销总预算也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但学院领导为了打开局面，对张维炯的提议给予了支持。没想到，广告营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不少有需求的人慕名上门咨询。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内企业对管理培训有了旺盛需求，EMBA课程的招生情况很快有了起色。中欧EMBA课程1995年只有一个班， 1999年左右已发展到近300个学生的规模。学生数量有了保证，生源的层次也很高，许多大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深造。张维炯表示，在EMBA课程部的那段时间做得很辛苦，但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如今中欧校友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据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10月15日最新发布的全球Executive MBA课程排行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名第五，是亚洲唯一一所MBA、EMBA两大课程进入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前十的商学院。

张维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授课照片

　　从2005年起张维炯开始担任中欧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他将这个位置比作中欧的“总管家”。尽管牺牲了做学者的机会，但张维炯并不后悔，在他看来，中欧就像一个舞台，即便有世界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如果舞台建得不好，演员无法跳出最佳效果，观众也无法尽情欣赏。舞台搭建者自有其价值，尽管他们做的更多是幕后工作，同时也意味着事无大小皆需操心。

　　张维炯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上一个小时跟下一个小时的工作内容可能完全不相干。看起来他似乎什么都不具体负责，但任何环节出现问题，他都要出面。教授提出需求，他必须设法满足；课程运营出现难题，他要帮忙克服；中欧的学生发生意外，他第一时间赶去慰问；食堂饭菜出现问题，他也要前去查看；此外他还给全球CEO班上课并担任课程主任，坚持指导EMBA学生的论文，担任中欧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顽强生长起来，为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欧的学生也从以国企为主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主。随着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舞台，中欧的课程始终紧跟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从最初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为主的技能课程，到2010年后专注创新创业、领导力为主的战略课程。张维炯说：“中欧2万多名校友活跃在全球各大领域，中国企业也正在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我们将继续助力中国经济的创新转型和全球化步伐。如果说改革开放过去的40年为国家经济基础打下了良好基础，那今后的40年我们将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