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闻出版业四十年巨变

　　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出版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群众的感受是书更多了，更漂亮了，买书更容易了。出版业内人员的感受是，国内外的竞争更激烈了，策划好的选题更难了，单位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增长，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枯燥数字的背后是几代出版人的不懈奋斗与改革的历史。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之前，出版业作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出版单位数量少，产品规模小，生产能力低，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差，出书难、买书难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看法。1978年开启的出版改革，就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出发的。其路径有三个方面。

　　不断深化书刊出版单位的改革，激发出版活力，解放编辑出版的生产力，提高出版物的供给能力。早期出版单位的改革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主要做法包括：转变思想观念，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从面向地方生产转向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生产；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由大锅饭向承包制、目标责任制转变；实行考核制度与奖励制度，调动编辑出版人员的积极性；改革出版单位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由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负责制向社长负责制转变。2000年以后，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单位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主要的做法：一是推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到2010年，除人民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外，其他出版社已经转制为企业，部分出版社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二是组建出版企业集团，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图书出版集团40家、报刊出版集团47家；三是推动出版单位上市融资，截至2017年，我国有出版传媒上市公司43家。

　　不断深化发行体制与发行单位改革，增加出版物发行网点，构建新型的出版物流通体系。图书发行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不断推进新华书店改革。1978年财政部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发文，恢复县店由省区市店统一管理的模式。从1986年开始，相当多的省区市新华书店又把管理权下放给区县，2000年前后，在组建新华书店集团的背景下，下放的权利再次收回到省区市店。在不断改变县级新华书店管理权的同时，新华书店还进行了“一主三多一少”、“三防一联”、“三建二转一加强”、组建省区市新华书店集团与实行连锁经营等改革。不断改革，使1937年诞生于延安的新华书店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是引导、支持非公资本进入图书发行领域。1980年国家出版局的文件建议在全国城乡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一些不同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从此，非公资本可以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1999年11月，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允许集体所有制企业从事图书批发业务。2003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取消了从事出版物总发行的资本限制，图书发行领域实现了对内对外全面开放。

　　逐步放宽非公资本进入的领域与范围，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出版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非公资本渐次进入发行、印刷、出版等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非公资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据此，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民营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合作，联合成立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人民出版社与民营的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开创了非公资本进入出版环节的新模式。与图书出版不同，非公资本进入数字出版、网络出版领域的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在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首批50家互联网出版单位中，网易、新浪、搜狐三大门户网站名列其中。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2017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8119.2亿元，资产总额22165.4亿元，利润总额1344.3亿元。另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汇总数据显示，2017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071.9亿元。出版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之一。

　　中国特色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出版行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密不可分。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单位虽然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也组织过许多阅读活动，却没有形成出版业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与体系。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始加速。2015年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为出版业做好公共服务提供了遵循与指导。

　　出版业的公共服务主要为三方面：一是对出版单位进行分类改革，保留人民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及地方的民族出版社的事业性质，保留时政类报刊的事业身份，主要承担出版的公共服务职责。二是建设农家书屋工程，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出资，配备出版物，为农村居民提供阅读服务。2016年农家书屋覆盖了全国具备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并建成一批卫星数字农家书屋、一批城乡阅报栏（屏）。三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2006年4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由政府统一组织、推动的全民阅读活动全面启动。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都有固定的阅读活动，许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等也都举办不同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

　　中国特色的出版对外传播体系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前，我国出版对外交流主要通过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书店等开展，主要方式是中外文书刊出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出版对外交流的方式不断创新，除出版物出口外，还有版权输出，除专门的对外出版发行机构外，还在海外建立或收购出版企业，除各单位自发对外出版活动外，政府相关部门设立了一系列对外出版的工程，一个立体的对外出版传播体系基本形成。

　　不断壮大对外出版发行机构。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出版发行机构主要是外文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人民画报社、国际书店等出版发行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又创办了朝华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外文局，成为对外出版的主要机构。现在中国外文局有7家出版社、5家杂志社、1家图书对外贸易公司。除中国外文局系统外，国务院新闻办系统等也创办有出版单位，从事对外书刊出版业务，一些出版社、社会团体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等，也面向国外提供外文书刊服务。在出版物对外发行方面，除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外，20世纪80年代还建立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等，一些省区市也建立了图书进出口公司，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对外出版发行体系。

　　鼓励资本走出去，在国外建立出版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及经济实力的壮大，出版单位在国外建立的分支机构逐渐增加，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我国出版单位在国外建立或收购出版社的案例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山东出版集团等大型出版传媒集团都在国外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出版发行机构。在资本走出去方面，民营资本也不甘示弱，一些民营文化企业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建立全资公司或合资公司。

　　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实施系列出版走出去工程。早在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就把出版走出去作为战略之一进行部署与规划，并启动了一系列出版走出去的项目或工程，目前还在实施的工程包括翻译出版工程、出版物国际传播工程、出版物国际推广工程、出版本土化工程、对外出版交流工程、两岸出版交流合作工程等六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设立出版走出去翻译资助类项目以来，资助翻译出版项目6700多种。

　　出版物出口取得重大进展，1980年我国出口图书约42万册、报刊400万册，到2017年我国出口图书1232万册、期刊335万册、报纸302万份，总量超过2000万册。我国版权贸易从无到有，2017年，全国共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2651项。

　　在传统的出版走出去的同时，数字出版走出去另辟蹊径，包括网络文学、电子书、游戏、数据库在国外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生力军。

　　此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摸索、不断实践，中国特色的出版法规体系、出版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效益评估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也不断完善，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出版体系与出版制度。（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魏玉山）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