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12月19号，也就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年记者招待会，发布了2019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单，236名新闻发言人集中亮相。这条新闻突然提醒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事实，自2004年开始，每年年末都要发布新一年新闻发言人的名单，今年已是连续15年发布。这连续15年的动作，让我们意识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离不开政务信息公开及整个社会更公开更透明这样一个变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此期间，邓小平举办了中国领导人在国外，按国际惯例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相当多的问题，包括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等等。1983年外交部有了第一个新闻发言人，他就是钱其琛。而2003年的非典，直接让我们意识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一年国新办开始了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选拔。今天让我们以走向公开这个视角，关注改革开放40年。

毛群安：“非典”逼出来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正式挂牌成立不久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年开始新闻发言人由1名增至3名，10来人的团队承担了对外新闻发布的工作。

15年前，正是在这栋大楼里，中国新闻发言人正式走进普通公众的视野。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

我经常被人家介绍说，我是原来卫生部的第一位发言人，我说不对，其实过去按照国家的要求，卫生部是有发言人的，但是大家就觉得没怎么注意到有发言。

从2003年非典期间临危受命成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在中国肆虐，仅内地就有26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现疫情，5326人被感染。

那个春天，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病毒，谣言与恐慌在白色口罩之间蔓延，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也因为疫情发布滞后遭遇强烈质疑。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

那么当时我是作为卫生部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分管新闻宣传工作，所以领导授命就是说我们要及时发布非典的疫情。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决定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学医出身的毛群安被突然推到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一个临时组建的三人团队，每天在直播镜头前面对全国观众发布疫情。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

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经过培训，所以应该说是边干边学。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一套疫情直报的系统，我们是要靠人工把这个信息一层一层统计，有时候经常到我们快发布的时候，还缺那么一两个地方的疫情信息，所以我们就非常着急。

2003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到2003年6月24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实行“双解除”，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从当年的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场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非典”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背后，是疫情直报系统和卫生应急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也由此开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新闻发布制度，我们国家八十年代其实已经提出来了，一直在推，但推不动，基本上那时候从2000年到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平台上有20来场发布会，就算不错了，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今年不错。但是到“非典”的时候，给了一次契机，大家觉得信息不透明不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于改革开放之初，钱其琛在回忆录《外交十记》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那是1982年3月26日，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记者出席，没有座位，大家就站在我周围。”

虽然只有关于中苏关系的三句简短声明，时间不到5分钟，但中国外交部这场发布会成为次日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次年也就是1983年，外交部正式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对于其它部门来说，新闻发布依然显得陌生，直到2003年非典的发生。

国务院新闻办首次举办的政府发言人培训班于2003年9月22日在北京开班。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我们当时模拟了很多的实验，如一部分学员做记者，一部分学员作为发言人，同时用摄像机拍摄下来，然后自己去看。看的时候，不用提醒他，自己就能发现，哎呀，我怎么说得这么啰嗦，哎呀，我怎么回答不准确。

《新闻会客厅》主持人白岩松向专家发问。

白岩松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有一种担心，是不是这个培训班主要是把你们培养成江姐，说不说？不说，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但我就是不说。

侯汉敏

那是不可以的，那是不行的，比如说不知道，那么需要下面去了解、去核实、去进一步调查，都可以，但不能说不知道。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就是让你知道，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非典之后，中国很多部门开始重视信息公开，在突发疫情和重大安全事故之后，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发布信息。2004年12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对外公布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通讯联络方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有的报纸很认真打电话，一个一个电话打，结果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电话是打不通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电话是对付你的，只有三分之一接了电话，还是跟你客气地可能就打哈哈。

从2004年首次公布的75位新闻发言人到今年公布的236人，新闻发言人队伍壮大3倍之多。非典之后，在毛群安成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最初几年，有记者注意到，在新闻发布会上毛群安从来没有笑过。

正如他所说，“这项工作带来的工作压力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在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他一次次独自面对媒体的质问、不解。但人们也从毛群安口中听到了众多新名词，禽流感、平价医院、牙防组、医闹、医改方案等。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

当你面对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你不要理解成这个记者成心在刁难你，是他在步步追问，恰恰他代表老百姓，代表公众在向我们发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到2005年、2006年这时候，好像形成一个高潮，当时那时候已经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成为一个时髦的词。

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卫生部、公安部率先实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许多部门和省市新闻发言人因为高出镜率和鲜明个性，成为被媒体和公众聚焦的明星新闻发言人。而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推动中国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向前迈步。

白岩松

2003年非典之后，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第一期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后来人称黄埔一期。当时我在现场，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期节目，记得我问了国新办相关负责人一个算是尖锐的问题，我们要培养怎样的新闻发言人？是像江姐那样什么都知道，但就是不告诉你，还是走向公开和透明，答案不言而喻。在第一批的发言人当中有卫生部的毛群安，铁道部的王勇平，教育部的王旭明，公安部的武和平等等。他们是拓荒者，也是实践者，更是出色的为政府新闻发言人打了一个好样子的奉献者。他们都是既要面对国内的记者，也要面对国外的记者。由于2008北京奥运马上就来了。第一批发言人当中，作为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的王惠，自然要用新闻发言去讲好新的中国故事。

王惠：奥运讲好中国故事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全世界目光集中在这里，而除了关注赛场上的拼搏，各国媒体获取信息的途径，自然就是每天数场的新闻发布会，而这样的会场，就是时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王惠的主战场。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我到这个位置上不是主动来的，是选择来的，我在媒体工作了22年，那么到了新闻官这个位置上，我当时因为一来就赶上了一件北京大事，就是申办奥运会。我们第一次，1993年申办奥运会没有成功，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和国际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很有优势，我们不是很会去跟国际社会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被别人接受和理解。

如果说2008是中国的奥运时间，那么，属于王惠的奥运时间，其实始自于2000年，从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岗位，调任北京奥申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的王惠，担起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北京的重任。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当时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占了国际社会的媒体的关注度70%，但是非常遗憾，这个70%关注北京的里头，我们如果把这个舆情一分析发现，负面的又占了70%。当时的北京很艰难，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委员115人中间来过的人只有15个，而且他们都还是很早来的，对北京的印象很不好。那么这时候怎么办，我们要说服他们接受北京这个城市。他不了解，我们就要找一个桥梁，这个桥梁是什么？媒体。

为了让世界了解真实的北京，北京申奥委邀请众多国际社会的主流媒体到北京采访，并提供菜单式服务，制定了七套采访方案供境外媒体自由搭配，想看什么想问什么自由发挥。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过去我是个媒体人，现在我变成新闻官角色完全变了，而且上的第一课，就是怎么和国际媒体打交道。实际上我们申办奥运会的成功，就是一次向国际传播北京、传播中国成功的范例，也是一次我们通过国际媒体这样一个大的渠道，去大密度传送中国信息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机会，我在这个重要机会中间长了一个本事，等于说学了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怎么去和国际媒体打交道。

而同样是与国际接轨，担负着将国际媒体和国际投资界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浦东新区的任务，赵启正在上世纪末的感受与王惠也基本相似。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首先是他们对中国什么感兴趣，对你什么感兴趣，你就说什么就是了。那然后把你想让外国人知道的故事接着讲过去，这就很自然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国情。那么新闻发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向世界表达的一个途径，对国内来说是沟通民众，那么对国际则是沟通世界，向世界表达这是中国，还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在筹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知道了怎么去和国际媒体去沟通，他们才能喜欢。鸟巢和水立方之间，现在看到了你们这两个场馆，那你跟我说一下，你们建这两个场馆的设计理念是什么？他问了这个问题。

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时，王惠接受美国NBC采访，被问到奥运主场馆鸟巢与水立方的设计理念时，王惠回答的并不是国人所熟悉的“绿色、人文、科技”这样的概念，而是直接从场馆的视觉感受切入。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一个非常雄壮像个男孩，一个非常柔美像个女孩，所以它们俩是我们的双胞胎，我就这么说了。播完以后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它有个艺术总监，他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你们那两个双胞胎真挺漂亮的，我都特别喜欢。不过我的同事们在那儿争论不休，他们在讨论哪一个更好看。被传播了，被记住了。对我们一个发言人来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呢？不是说你说了什么，其实你说了什么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播了你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被记住了什么。

2000年申办北京奥运，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再到2015年申办冬奥会，15年间，中国、北京， 有了更自信的形象面对世界，也学会了用更平和的态度语气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我不是让你注意我了，而是说我就在这里，我就是这么好，你看看，如果你来你就会感受到这些，所以你会不虚此行的。这是我们一个感人的转变，和我们当时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这是我，快来看我”的那种“我好看，我好得不行”，就是这种表达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了内在的东西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现在人家是很愿意和主动地了解中国的。这是中国向世界讲故事的一个好的时机，是一个好的时间窗口，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是一个讲中国故事的很好的场合，是效果很好的一种途径。所以在改革开放当中，我们每天有新的故事发生，我们就每天有新的说法来告诉外国人，告诉中国人，告诉世界。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新闻发言人

王惠

在我们国家被世界关注的时候，像北京申奥、筹奥、办奥和申办冬奥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向国际社会说明了中国，需要这样的人站在桥梁上，对国际社会说看过来吧，这是中国。

白岩松

从2003开始，中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走过了15年，进步是巨大的，但是谁都知道不可能没有坎坷，甚至挫折和低谷。说到挫折不能不提到当时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他主持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批评了他的一些话。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我非常尊敬的新闻发言人，因为他一直在探索并且敢担当，因此节目中的批评是对事对话，但不对人，节目播出后几天，我也跟铁道部的领导表达过对王勇平的尊敬和支持。因为我知道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可不该是作为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来开新闻发布会。多年以后的2016年，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明确规定，遇重大突发事件重要社会关切，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有了这个条款，您就明白，当时王勇平的担当角色。因此经验要总结，教训也该记住。但不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仅仅个人的身上。

王勇平：动车发布会改变的人生

2015年，王勇平退休，他接受中国传媒大学邀请，担任新闻发言人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常与现任、曾任国家部委资深新闻发言人一道，出现在培训新闻发言人的课堂上。每次上课，他穿戴整齐，不拿讲稿，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而在新闻发言人实战演练评析课上，学员们的着装、遣词造句、问答技巧、甚至微表情管理等，都成了他审视学员表现的重点。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

为什么我们要抠这么细？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在全媒体的时代，发言人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表情、任何一个肢体动作，如果处理不当都很可能派生出一些舆论的炒作。所以我就是抠字眼、抠细节、抠他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一些地方，在抠的过程当中给他们留下印象。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对待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

上课时，他常常这样做开场白：“大家都知道我，我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会有一些深刻的教训。我知道同志们看着我笑，肯定也是记得我那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在无数堂新闻发言人的培训课上，王勇平从不忘拿自己开刀，常称自己是“反面教员”，他觉得自己曾经的表现细节乃至错误值得学员反思。2011年，他还是当时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7月23日发生温州动车事故，人员伤亡惨重。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正是这句“我反正信了”，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也成了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标签，他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发布会台。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

进入发布会会场之前，我跟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告诉她，我说今天晚上这场发布会，可能跟我平常开的发布会会不一样，因为这是一次关于灾难方面的一次应对，而且我说这次发布会很可能是现场直播，我说你们就不要看了。我说你们实在要看，一定不要让妈妈看，我的母亲80多岁了，我怕她担心，所以应该说之前我对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种严重的局面，还是有一定的把握。

这一年，微博等新媒体发展迅猛，即便是身处突发事件现场的普通人，也可用手机拍照、录视频完成一次直播。如何跑过新媒体传播、迅速回应公众对事件被解释与回应的信息需求，着实考验着政府信息发布能力。

飞抵温州的王勇平原本只是去协调媒体，此时事故还处于正在调查的信息空窗期，直到下飞机他才被告知要召开发布会，准备时间只有半小时。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

我刚下飞机，事故现场也没去过，我没有把握，后来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由我去可能比较合适一点。所以当时就这样说，王勇平同志，你究竟有把握没有。大家知道，加了同志这两个字，分量不一样。那是组织上对你的一个要求，有条件你得上，没有条件你得上，有把握你得去，没有把握你也得去。

发布会上王勇平多次鞠躬致歉。他解释，动车头被埋是为了扩展工作面，为了增强信息可信度，他才有了“相信”论；在回答为何救援结束、却在拆解机体时发现幸存者，他说了“奇迹”论。十几个问答中，偏偏这两句话迅速在网络引起哗然。舆论风暴中的他不久被外调波兰。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王勇平当年的选择和担当给予了更多理解和尊重。因为课堂上亲切、平等的现身说法，他成为最受欢迎教师。但这次动车事件，还是给人留下了发言人群体容易成为当事人的印象，发言人被看成高危岗位。发言人不发言，新闻发布工作一时陷入低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磨嘴皮，你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开一个发布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国内大家也关注国际也关注，但是我们出来说不行，请有关部门出来说，有关部门就是不出来说。有的时候我能说动的我打电话说，不行给有关部门部长副部长打电话；我说不动的，当年是赵启正同志做主任，请他打电话。通过这些方式，把他们动员出来，到新闻办来开发布会，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

为扭转不愿说不敢说局面，2013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发布，明确规定，与国计民生、社会关注事项关系密切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出席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出席一次。已走过十个年头的新闻发布制度向刚性约束迈出重要一步。

国新办在15年间共举办了6个系列培训，董关鹏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其中的新闻发布专家。同样是在2013年，他与同仁在中国传媒大学建立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基地，把目光更多投向提高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培训学院院长

董关鹏

很多发言人提出，发言人懂还不够，发言人的同事也得懂，发言人的上级，也需要认识到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那段时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很多党的最重要的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也把媒介素养作为重要的课程。

这样的探索也得到进一步强化。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主官要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这为今后新闻发言人解除了“王勇平之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王勇平不了解情况，只是因为他有发言人这个头衔，就把他紧急调到现场去发言，我一直觉得这个安排是不妥的。你们的部领导已经到了几天了，已经在现场指挥了，十分清楚事务的过程以及今后的进展，这个时候，如果由部领导出面那会成功得多。

即便解决了“第一新闻发言人”的问题，但依然要面对另一个难题：我国新闻发言人大多兼职，任职无长期性，新闻发言人培训也常常处于低阶位。发言人专职化呼声愈发强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国外的重要的岗位的发言人，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办公室，可以说每天有人在搜集动态，每天有人在设计答案。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应该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因为发言人他不能够到有事情的时候，再去调研再去准备，那是完全来不及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我是提出来专职的新闻发言人，专业的工作团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项的保障经费，有这三个“专”，能够把新闻发布工作，非常专业化往下推进，这个工作我觉得才能做好。

白岩松

从2003年到现在，15年过去，新闻发布从无到有，从探索到制度化，步子迈得越来越大，这与中央领导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十九大第一次有了代表通道，今年的两会又增加了代表与委员通道，背后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和推动。而这几年，每年两会召开前，总理都要跟各个部长谈，你们准备好部长通道的回答了没有？而在最初，我们习惯叫政府新闻发言人，到了2016年中办和国办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叫政务公开。而且不仅政务，这几年，党务和军务的公开都在推进之中。

王国庆：自媒体时代更需完善信息发布制度

12月18日本周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40年来我们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1978到2018，时间走过四十年，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带给中国太多的改变，对于亲历这40年巨变的人们来说，日益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是其中真实可感的一个方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没有必要要用新闻发布制度，新华社有一篇通稿，所有的媒体我拿着稿子，我登就完了。但是随着现在改革开放，我们国门越开越大，媒体信息传播技术方面也好，从我们国家开放的程度也好，都已经逼着我们，你没有一个适应现在新的这个环境条件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这个媒体服务方式已经不行了。

王国庆，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也曾担任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有丰富新闻发布经验的他，如今活跃在发言人培训的第一线。而在走上新闻发布台之前的多年里，他其实是一位坐在台下的提问者。

1978年，王国庆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英文编辑，此后他还赴美国华盛顿担任驻外记者，体验过在国外报道突发新闻的紧张感。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台下走上台前，40年间，这位新闻老兵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制度在和世界渐渐接轨。

今年3月两会的第一天，作为全国政协大会历史上的第14位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连续第三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这是每年两会的第一场发布会，而且由于在这几年发言人金句频出，关注度越来越高。政协发言人答记者问成了两会期间记者期待的第一道新闻大餐。

在今年的两会上，“部长通道”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史，从记者堵部长，到记者等部长，部长通道已经成为硬性要求。今年两会的五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30位部长接受提问，除了发布会，各部委的信息公开也能以这种方式打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当初我记得，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来开发布会的领导同志，就再三叮嘱把有些问题都安排好，别到那时候有记者出来出难题。但是后来越往后，我觉得也是越来越自信了，境外媒体也这么报道，说我们的部长，特别镇定、特别坦荡、大方。

除了部长通道，今年两会还首次开启了“代表通道”和“委员通道”。去年十九大开通了“党代表通道”。发言的群体在扩展，信息发布的渠道也在变得多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领导干部不只是在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现在在多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有时候人家拿着手机，就可以把你的一举一动给你传遍世界，随时面对媒体，要用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把你掌握的权威信息披露给媒体，披露给公众。

本周三，卫健委宣传司新闻网络处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周例会，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焦点舆情、各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状况，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中国的5G时代即将到来，信息传递的速度将加倍狂奔，在真相与谣言赛跑的过程中，政务公开机制面临更大的挑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有些新的情况、新的决策要快，因为你不快这个空档就会被假故事来代替。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培训学院院长

董关鹏

多年前，有一些官员害怕媒体的，会防火防盗防记者，现在你防记者有用吗？现场的群众拿着手机一拍，网上一传，人人都是特派记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自媒体这个，也是要开阔思路，管是管不了的。开玩笑，千手观音你都管不了，你都摁不住，只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我们要健全完善我们的权威信息发布机制。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起点上再出发，需要的更应该是一种主动改革的精神，以更大的改革决心推动政务公开，以更开放的态度拥抱世界，整个社会才会走向更加公开的未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王国庆

新闻发布活动，能够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能够让这些新闻发布，真正成为媒体报道他们工作主要的信息源，确实完全透明了，媒体要关注什么，及时把自己亮给大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

赵启正

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只是我们政府工作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公众的期盼。我们希望大众的知情权，能够得到满足，大众对政府的监督能够实现。

白

岩松 从十八大开始，国家的发展目标当中，明确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政务公开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个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从1983年一直到现在，政务公开的探索也同时是改革开放40年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仔细想想，它不就是改革的一种结果，是开放的一种标志吗？纪念改革开放40年，很多媒体用的标题都叫改革再出发。新闻发布制度走过了规范的15年发展之后，也期待它能在未来更好地走向公开，加油吧。

拍摄花絮

新闻周刊记者徐新采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赵启正。

新闻周刊记者彭裔然采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大会原新闻发言人王国庆。

新闻周刊记者彭裔然采访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新闻周刊记者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取景拍摄。

新闻周刊记者张大鹏采访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新闻周刊记者王志坚采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惠。

新闻周刊记者张大鹏采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培训学院院长董关鹏。

新闻周刊记者姚道磊（右一）在国家图书馆拍摄早年报纸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