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一企业股东被剥夺所有,大声呼救求公道

株洲一企业股东被剥夺所有,大声呼救求公道

    光华通讯社记者赵平报道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的文新民曾经是国家干部,10年前是一家企业的高管,同时他也是这家企业的投资人和大股东,由于看不惯把持企业的政府官员出卖企业利益,中饱私囊,遭到报复和陷害。他在企业中的高管职位被非法剥夺,他的股权被非法剥夺,在维权的过程中遭遇地方政府维稳,遭遇欺骗,遭遇枉法裁判。政府部门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解决问题,他为了维权奔波10多年,也没有讨到一个说法。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企业没有为他交养老保险,现在无法领取养老金。当记者问他这些年都是怎么维权时,他说,上访多次被截访,给省市领导写信,没有任何回音。遇到中央开会,他就成了维稳对象,政府官员骗他一定解决好他的问题,让他不要到北京上访。会议一结束,就没有人管他的事了。他很无奈地说,他就像一个球一样被政府官员踢来踢去。他说政府官员就像骗子一样,说话根本不算数。他希望记者帮助呼吁引起政府重视,公平公正解决他的问题,让他能够安度晚年,让他也感受感受习近平主席的新时代的阳光和温暖。记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文新民反映的问题,调查落实,尽快解决。光华通讯社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并做追踪报道。


    下面是文新民的反映情况材料,请关注

湖南文新民遭遇股权之劫,损失惨重;十多年未能脱身而呼救

    一起明显由政府官员乱作为造成的侵权事件,迟迟不予解决,让我在维权路上苦苦跋涉了10年,时至今日,我的合理合法诉求仍被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当作一只球踢来踢去,藉此一笺我泣血呼唤发问:光天化日,共产党的郎郎乾坤之下,被无良官员陷害,真的遭遇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即便在此住,也留股与財“,呼救十多年无人理会的劫难。请问:官场的责任感在哪里?官场的良知和担当精神在哪里?官场的“初心”和“使命”在哪里?

    我叫文新民,原籍湖南湘乡,1978年考入湖南省粮食学校会统专业学习三年,1981年分配到湖南省湘乡粮食系统工作;1992年底调入湖南株洲市大米厂工作。2003年6月,株洲市大米厂依据市政府要改制为株洲世纪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股东49名,股本290万元。在改制中,我的国家干部身份及22年工龄被政府强行用22000元买断,我为生存借钱入股该公司20万元,成为该公司的投资人和大股东之一,并担任董事会成员(至今仍是国家工商登记的合法董事)和财务总监。

    自公司成立后,株洲市粮食局以“扶上马,送一程”为借口,继续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误导我公司的发展方向,如政府名下的金龙大酒店欠我公司的800多万元未及时归还,却迫使企业向银行借钱,用于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购回已经被抵押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花费了400万元,用于准备加盟神农集团投资改造生产车间及设备花费了100多万元,可神农集团这个政府管理的企业却根本就没有将我公司作为生产基地,实际上是将我们抛弃了。因管理和资金问题,“世纪星米业”仅仅生产了10个月便被迫停产。结果呢?改制遗留问题如4050问题、拆迁等问题叠加,致使企业被迫于2005年转让了位于株洲市荷塘区金钩山路的21亩优良划拨土地(划拨土地只有政府有权处置)及厂房,2008年又将位于荷塘区戴家岭的30亩生产用的划拨地及厂房、机器设备转让。至此,企业为政府支出的款项粗略计算就有1369.4万元之多,可政府却没有给我们的生存出路等问题作任何考虑!

    董事长王显平因是政府指派的对我厂进行暗箱操作的国家公务员,他在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和资金问题上,总是暗中出卖和损害企业利益。为此,身负董事会成员和财务总监重任的我,出于维护企业职工和股东利益的考虑,多次与董事长发生争执和矛盾。让王显平最恼怒的一件事,是如何处置戴家岭材料仓库的材料和2009年王显平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资金短缺的问题:王显平强行要求企业出借资金替他缓解资金困难,而我坚决不同意,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我怀恨在心的王显平借机对我实施报复陷害:他利用2010年1月26日改选董事会之机,在未修改公司章程及只有33名股东和4名非股东参会的情况下,操纵所谓的董事改选,致使我股东董事、职工、财务总监等所有的合法身份及与之相应的权益被人为剥夺。面对王显平的挟嫌报复,我向王显平提出退还我股本金的要求,谁知连这一毋庸置疑和毋庸辩驳的合理合法诉求都遭到了王显平的拒绝!从此以后,我不得不踏上了维权之路。

    自2010年1月起,我维权至今10年,但由于政府的无理干预,司法机关配合政府逼我就范,竟通过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劣手法,一连给我“量身定制”了6个错案(有包括所有判决书及裁定书为证),企图让我的股东、董事等所有身份及与之相适应的权益被事实上剥夺而成为铁案,致使我没有工资收入、没有五险一金,连生存和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生老病死无人管,2019年7月就已过退休年龄却未能正常退休。为这六个错案给我造成的180多万元的损失,我先后8次进京上访,最高法回复要我回株洲市解决问题;维稳办4次强行截访4次承诺解决问题,但节点一过立马失信,把政府诚信抛到了九霄云外。按理说,是政府的乱作为给我造成的巨大损失,应由市政府给我赔偿,可市政府的行为似有耍无赖的嫌疑!

    看看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信访、求助的吧——

    2017年,我两次向株洲市政府阳卫国市长投诉和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均没有回应;

    2018年2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湖南后,我先后递交、邮寄了13件投诉、控告、举报材料,转到地方政府后均没有回应;

    2018年6月19日和2018年7月18日,我两次向湖南省人大主任杜家毫和省长许达哲邮寄投诉材料和求助信,均没有回应;

    2018年7月31日我两次在网上向许达哲省长发送求助材料,均没有回应;

    2018年9月17日,我又向湖南省长许达哲、省委书记杜家毫邮寄投诉材料,湖南省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纪检组仅仅履行了一下信访程序,并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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