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为兰考县、滑县等110个产粮大县拨付财政奖励资金33.9亿元，以缓解财政困难。

兰考县财政局数据显示，2018年该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49亿元，不过，2019年该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达到48.28亿元。这意味着，如果只靠本级财政收入，2019年兰考县财政支出缺口将达到26.79亿元。

滑县的财政也不乐观。滑县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县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接近10.7亿元，但当年支出则达到58.34亿元。

兰考、滑县财政困难的现象，只是中国县级财政的一个缩影。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由于受经济下行和区域发展分化影响，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凸显，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而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一花等人研究，全国约有60%左右的县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增大。

增支减收，陷入死循环

实际上，县级财政困难的问题由来已久。

“县级财政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林江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刚性支出有增无减。

据财政部驻山东专员办一处处长刘忠庆撰文指出，以某区为例，2017年该区要落实的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各类民生政策多达75项，支出总额达到7.23亿元。这其中，需要区级财政配套资金3.38亿元，占到46.7%；相比之下，中央、省、市资金仅占53.3%，这一数据较该区上缴上级税收收入的比重低了31.4个百分点。

刘忠庆还指出，与2007年相比，该区民生政策增加3项，支出总额增加5.86亿元，其中区级配套资金增加2.7亿元，高达46.6%，民生支出增量比税收增量高出31.6个百分点。

基层财政的支出不止这些，1999年以来，中央曾多次出台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政策，而据李一花等人撰文指出，中国公务员的配置比例，从地方分级次看，省、市、县分别占比12%、14%和74%，这也意味着，庞大的行政人员的支出成本主要压在县级财政身上。

对县级财政而言，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收入却在不断减少。

业内普遍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县级政府需要将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交中央财政，税收增长部分还需要按1∶0.3的比例由中央拿多数；最终，地方则只剩下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房产税、车船税以及教育附加等税基窄小、税源分散的税种，这使得地方财力增长缺乏稳固的支撑点。

不仅如此，多年来中央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也使得地方财政进一步吃紧。例如，2002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使得地方财力进一步减少；2016年5月全面推行的“营改增”使得营业税这一地方主体税种消失，虽然“营改增”后增加了增值税的地方留存比例，但对工业、制造业欠发达的县域来说，政策红利有限，地方财力进一步遭受冲击。

此外，2017年中央推出小微企业的纳税起征点由30万元调高至50万元的政策后，陇南市财政局在一份财政运行困难情况汇报文件中指出，由于该市9县区中，绝大多数为零售、批发、餐饮等小微企业，因此，该项政策叠加“营改增”效应后，该市税收流失额度在3亿元以上。

陇南市财政局上述文件还指出，由于中央加大环保安监执法力度，当地工业企业关停严重，2017年工业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跌至历史最低点。因此，文件指出，该市9县区中至少有8个将无法完成当年的财政收入目标。

“基层财政困难时，会通过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林江告诉时代财经，但不论中央财政还是省级财政的资金都有限，转移支付既要鼓励发达地区，又要兜底欠发达地区，因此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可能不断扩大，这导致的结果是，即便地方有了转移支付，但在逐年攀升的刚性支出下，财政依然困难。

林江还强调，现实中，地方政府一旦对财政转移支付产生依赖，就没有动力去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若基层财政收入增加了，或者自给自足了，也就意味着上级的转移支付就会减少，这导致许多基层政府宁愿保持贫困状态。因此，越是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越没有积极性去发展经济，这造成了一个死循环。”

房地产税众望所归？

今年4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称，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尚不稳固，下行压力仍不容忽视，而且地区走势还在继续分化，特别是一些基层财政困难，很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而在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长刘昆就表示，要把帮助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作为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支持增强基层“三保”能力作为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来抓。

刘昆表示，今年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将达到7.5万亿，增长9%，而且这方面的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这表明，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早已引起中央重视。

为了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刘忠庆建议，在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应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大幅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取消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用途的规定，取消基层政府资金配套要求，给县乡财政“松绑”。

而李一花等人则建议，需加快制定和完善政府职能清单，在明晰政府职能范围、制定政府事权清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省市县乡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此外，就省级以下而言，可坚持由本级独立承担的事权，由本级统筹财力安排，承担支出责任的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不断落地，使得地方财力更加捉襟见肘，如何填补资金缺口成了业内关注的热点。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应该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征收进程，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将房地产税培养成为地方的骨干税种。

和上述观点类似，林江也认为，在给企业减税的同时，为应对地方财力缺口，就需要推出针对家庭和个人的房地产税。不过他强调，虽然房地产税会是缓解地方财力的一个办法，但这需要一个复杂、缓慢的推进过程，因此，对地方财政而言，短期内房地产税并不会立马见效。

财政压力之下，林江认为，举债是地方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2015年生效的新预算法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一般债券的，应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债券规模内管理，由省级财政部门代办发行，并统一办理还本付息。

“也就是说，政策允许具有还本付息能力的省级财政举债，然后再统筹给地方使用，但这种做法，目前尚未出台实施细则。”林江说。

时代财经梳理发现，新预算法自2015年实施以来，其配套的实施条例在2016年和2017年被列入当年国务院立法计划，2018年国务院立法计划将其列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列，这意味着，该配套政策正在加快推出。

经济日报：查房不会成为房地产税征收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开展了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作为新时代第一次人口普查，旨在更加全面地了解人口及相关信息，可以更好地摸清家底，为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提供更客观全面的参考依据

  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间的临近，近期关于人口普查“查人”又“查房”的消息引发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

  有观点认为，人口普查中对房屋情况实行登记，是要为征收房地产税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这种观点极不靠谱，完全是在带偏节奏。在人口普查中对房屋情况实行登记，不会成为房地产税征收依据。

  人口普查是按现行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国情调查，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用来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最基本的科学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开展了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在以往的人口普查过程中，也多次涉及房屋情况登记。

  例如，在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统计部门就对相关住房信息数据实行了登记。不仅于此，相关统计口径还十分细致，包括各地区按住房用途、建筑层数、承重类型分的家庭户户数；各地区按住房建成年代分的家庭户住房状况；各地区按住房设施状况分的家庭户户数以及各地区按住房来源分的家庭户户数等。

  又比如，在更早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也有住房相关数据，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户按住房间数分的户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户按人均住房面积分的户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户按代数和住房间数分的户数等。

  可见，“查房”是人口普查中的一个“常规动作”，并非新增项目，不值得大惊小怪。至于“查人查房”是要为房地产税征收做铺垫的说法，更是一种误读。

  从法规条文的角度看，把“查房”和房地产税相关联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明确规定，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对人口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人口普查以外的目的。

  相关统计法规条例也明确指出，统计调查中所获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理，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得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由此可见，不仅仅是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这三大普查，就连我们日常统计报表中所获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除了作为统计执法的依据外，不能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能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总的来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作为新时代第一次人口普查，旨在更加全面地了解人口及相关信息，可以更好地摸清家底，为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提供更客观全面的参考依据。在普查过程中，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如实、准确申报，配合人口统计调查员的工作，才能摸清人口家底和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情况，也才能使政策更精准，更加有的放矢，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