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新闻教育百年华诞。在此前后，中国新闻学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特别是1949年以降，通过几代新闻学人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新闻学研究不断与中国实践和中国语境相结合，逐渐摆脱了对西方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过度依赖，进而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话语体系。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润泽所说，新闻学尽管诞生于西方、最初引进于国际，但是经过历史的演进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业的实践，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已经有了独特的、中国的宗旨、思想、手段和功能。由李秀云著、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一书，通过“党报之学”“政治运动之学”“新闻事业之学”和“新闻之学”等关键概念的阐释和提炼，勾勒出我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时空更替与历史变迁，显示出作者对中国新闻学研究范式“转换”这一主题和主线的驾驭能力。

　　处理好新闻史书写的“中国本位”问题

　　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历经数十年风雨变迁，要想从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抽丝剥茧，总结出一条高度凝练的时代分期和阶段特点谈何容易。特别是我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又交叉着与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更为研究思路的提炼和总结增添了难度。该书篇章结构并未循规蹈矩地参照编年时间顺序，而是推陈出新，将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多次转换位移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总结出60余年我国新闻学研究范式的主体转换和话语流变。其中，“党报之学”“政治运动之学”“新闻事业之学”“新闻之学”看似简单，却准确概括和总结出不同时空条件下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全书分析了上述四阶段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和时代局限，提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由政治本位走向学科本位，由自发走向自觉，由感性走向理性”的判断。至此，一条凝练研究主体流变和时代政治背景的主线在书中贯穿首尾，作者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分析与阐释也水到渠成。

　　作者强调，中国新闻史书写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即处理好新闻史书写的“中国本位”问题。因此，要让新闻学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成长，便不能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要在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下坚守和重塑对新闻价值的认同，就要不断探索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鲜明特点和独特规律。

　　知晓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变与概念转移

　　对新闻学、传播学关系的独特解读是该书一大亮点。如何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一直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诚然，传播学的引入为我国新闻学内涵深化和外延扩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含混不清，出现了“统一论”“取代论”“交叉论”等不同观点。作者讲述了一种看待传播学的新方式，即将其看作传统新闻学发展的助推器。这种观点立足于以新闻学为主体，既创造性地提出看待传播学的新角度，也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二元对立的模糊认知状态，为我们全面认识新闻传播学，衡量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

　　新闻史研究具有史论结合的特殊性，以史为本、论从史出是新闻史学研究坚持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在这种要求下，新闻史研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占据更多更广泛的一手资料，用确凿史实和扎实文献作为根基，提出研究者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该书的写作经历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艰辛史料搜集过程。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从其《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等著中均能看出深刻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史料收集。全书分五章共38万字，基本涵盖了当代中国与新闻学研究有关的全部报刊书籍和文献资料，仅附录中呈现的主要参考文献，就涵盖了从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的社论《致读者》，到2013年众多新闻学者对新世纪以降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走向的诸多论述分析，洋洋数千条。在不同章节中，特别是“新闻事业之学”和“新闻之学”两章中，能够代表两个阶段我国新闻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著作及其基本观点在书中几乎全部涉及。

　　前进道路的清晰明确，归根结底要建立在对过去道路的清楚认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尝试解决中国新闻学研究最重要的“从何处来”的问题。知晓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流变和概念转移，才能在此基础上探寻前路，更好地推动和发展当代新闻学，解决“到何处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