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月大学新生的入学，2018年高考徐徐落下帷幕，但关于高考的讨论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其中既有对招生命题、录取机制、选拔标准等老问题的关注，更有对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试点情况的热议。实际上，不仅我国对高考这样一个高利害性考试有高关注度，美国教育界关于高考的讨论也正如火如荼：逾百所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MTC联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学生评价系统——素养成绩单（Mastery Transcript），目前已获美国大学申请系统的支持。素养成绩单不打分、不评级，只是持续追踪、记录评估学生的8项能力。MTC联盟认为，素养成绩单评价模式将全面改写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由此可见，高考是世界普遍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中国高考如何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首先，明确中国高考有自己的发展线索和改革逻辑。线索和逻辑不是单纯的时间划分，而是包含着价值理念的更新、制度的完善和技术的进步。因为高考制度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更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选拔什么样的人”和“怎样选拔人”的价值取向既客观反映着社会变迁的现实诉求，也形塑着社会结构的阶层流动。

纵观我国高考改革史，其价值取向在过去40 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知识精英阶段（1977—80年代末）——社会精英阶段（90年代—2011 年）——卓越与公平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个过程中，高考逐渐成为一项国本政策，强调让真正高质量的教育惠及全民。真正公平的教育应该是有质量的教育，强调卓越与公平的统一性，对教育公平的理解由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转变，也就强调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一体化，通过高考整合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鸿沟。40年中大大小小30多次考试改革，通过自主报考、择优录取，选拔了近两亿优秀大学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保证，为平民学子成长成才创造了平等发展机会。

其次，理性看待不同国家考试的认知方式，判断其适切性。美国现行“高考”主要有SAT 和ACT，两者均是由民间机构举办的。这两个测试并不是为证明学生以往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而设计的，它只是对学生学术潜能和学习能力的测量，旨在为高等教育提供录取新生的参考依据。可见，美国高考弱化了社会属性，心理性因素凸显，几乎可以等同为心理测量。

而我国高考源于科举制，蕴含着古老的价值观念：公平竞争、贤能治国。尽管科举制早已被废除，其核心价值观依然为人们所认同，凸显着社会属性。因此，在过去的高考改革中，学习外来的技术层面尚可，涉及价值观念的改革则肯定无疾而终。美国新近推出的素养成绩单（MT）评价系统含8类能力61项指标，这种成绩模式与近来风靡全球教育界的核心素养评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我国的考试改革、综合素质评价也会有所启发。

再其次，应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框架内思考高考改革。中国的高考改革不是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高考制度不仅嵌入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之中，而且植根于民族认知方式和社会记忆。因此，我们要用现代治理思维做好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尊重并统筹好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社会、考生家长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一方面，要整合高考改革背后的利益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倾听不同的声音，让弱势群体的主张、焦虑、争议有公平展示的机会，在协商基础上达成改革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