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贤，1954年生于福建泉州，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建设部《建筑》杂志社后任主编；1986年,参与发起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1989年，任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会委员；1996年，《建筑师》杂志副主编，1999年UIA国际建筑师大会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秘书长，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策展人；2004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执行小组成员；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第10届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2014年4月，中国当代十大建筑评选组委会主席；2015年，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建筑设计院研究员；2016年，任中国国家画院《中国公共艺术年鉴》主编。

　　记者：请谈谈在您的成长经历中与“北京”有关的部分，获得了北京这座古城哪些滋养?

　　王明贤：小时候，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当时的全国性儿童工作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我从小热爱绘画，常常会画一些作品参加展览，有时作品还会被该委员会选送到国外展览，还出过画册。当时北京的王明明，还有黄永玉的儿子的作品也和我们一起展览。宋庆龄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工作做的很扎实，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宋庆龄就像家长一样，所以那时就觉得自己和北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建设部《建筑》杂志社工作，真正在北京工作生活，才发现北京的文化氛围非常好，经常能听一些著名学者的演讲，也常常和建筑界和艺术界的年轻朋友交流。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讨论的时期，大家思想都比较开放，我很快就投入到现代艺术运动中，参与一些关于新建筑、新艺术的讨论，组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展，还创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艺术群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从此开启了我的职业化之路。几十年来，我在建筑、美术与策展等多个领域之间穿梭，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对新中国美术史、美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研究。可以说，北京这座城一直滋养着我，反过来，我也积极地投身到推动北京文化艺术建设的浪潮中。

　　记者：从您的研究领域出发，谈谈对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建议？

　　王明贤：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城市往往千城一面，到处都充斥着混凝土的声音，城市失去了文化、失去了诗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艺术是很重要的一剂良药，公共艺术可以使城市找回它的文化内涵，找到它的诗意。

　　我建议将北京建设成世界公共艺术名城，北京有那么好的古建筑、新建筑，还举办有那么多的当代艺术活动。可以说，北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都需要公共艺术，它的在地性、它的当代性、它的参与性，都将使这座城市发生更多变化。

　　比如举办世界公共艺术节，让北京城的公共艺术作品在学术水准上达到国际上的一流标准。比如，在老百姓生活的各种环境中，都能有一些公共艺术作品，从艺术作品到跟大众互动，让老百姓一出门就能接触到公共艺术。还有一点我，北京现在有很多在建公园，比如通州，宋庄也新建了很多公园，这当然非常好，但我觉得文化内涵还不够，如果能把这些公园改造成公共艺术公园，可以有效丰富北京城的文化内涵，而且能让大家与当代艺术、建筑有更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是一项可行且易实施的举措。

　　当代艺术在学术上的探索很重要，但艺术毕竟大多被置于美术馆、博物馆中，和老百姓还有一定距离，但公共艺术其实就是生活中的艺术，它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公共艺术应该是城市建设中政府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环。

　　记者：谈谈自己对北京作为历史之都、红色之都、京味之都、创新之都的看法。

　　王明贤：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北京城做了一些研究，如果说古代的北京是一个是古典主义的北京，那么，1949年以后，就是一个红色时代的北京，而改革开放以来，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北京，但是这三种布局的北京不是分开的，它们是混杂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种丰富性、矛盾性、复杂性，恰恰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使得北京城更有意味。如果只是简单化的建设一个新区，或纯粹把一个老区保护下来，这样显然是不能完全呈现一个传统与新兴业态相混合、不断更新的新北京。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如果能把北京规划好、设计好、建设好，那才能真正显示出高超的管理水平。我认为，北京城跟世界上其他城市不同的，恰恰是几种不同的特征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并不是西方现代建筑的翻版，也不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故史现编，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记者：传统是文化传承的基础。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中国的当代建筑有没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如何在文化传承的同时追求文化的创新？

　　王明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自然远比建筑重要，人们不断地向自然学习，使人的生活回到某种非常接近自然的状态，一直是中国的人文理想，我称之为“自然之道”。说到自然之道和自然建筑，可以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实验建筑师对于园林方法的应用。中国古代的建造大师张南垣，他对中国的园林建筑有很大的影响。他以山水画法堆山叠石，所作之园林似宋元山水名画。中国无锡的寄畅园就是张南垣思想很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杰出的园林建筑。

　　尽管中国的建筑界一直对园林非常重视，但是年轻一代的实验建筑师对园林的研究有点不一样，他们并不是从园林史的建筑来研究，而是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做。他们的建筑实践早已将东方自然的中国式园林跟山水画的可望、可居、可游的自然观要素带入到当代建筑设计中，不是对传统形式、空间、材料的简单转译，而是强调再造建筑虚实相涵，内外相通的可游、可隐、可穿越的空间体验。

　　记者：中国青年建师以何种姿态切入东方文化和当下现实，您如何理解中国“新建筑”的声音?

　　王明贤：今天，有一批青年建筑师开始对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进行重新诠释。虽然这些青年建筑师的实验性作品在庞大的中国建筑业中显得非常渺小，然而这些作品却表现了人们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空间及构筑形态独特性的新体验。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他们的实践直面当下的生存境地，注重探讨“大都市的自然与诗意”。

　　比如，第十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一经展出的王澍与许江合作的“瓦园”，6万块回收的江南旧瓦和竹篾，支撑起一片800平方米的侧斜瓦面。一半平铺，一半沿对角线起坡。它既是场地，可以通过一条曲折竹桥登临其上；又似屋面，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意识的园林。“瓦园”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对整个世界的建筑发展的反思、对中国建筑的反思。一个东方建筑的循环建造体系，一个中国建造园林的方法，该作品受到了很多国际建筑大师的关注。

　　再比如，建筑师马岩松以未来主义的表现形式为老北京四合院注入活力。如同水滴一样散落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泡泡，出现在位于北京老城区的北兵马司胡同32号的小院里。看上去像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生命体，是一个加建的卫生间和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胡同泡泡真正的城市理想是把北京的古城与每个人的梦想连接在一起，在大刀阔斧的城市巨变中，必须重新思考北京长期的目标和想象力在哪里。也许可以把目光的焦点从那些大型的纪念碑式建筑移开，而开始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和社区生活的重建。

　　我认为，中国新建筑的声音可以从三方面作为切入点，一是与古为新，二是重新进入自然，第三个是城市中的自然诗意。未来城市的探讨，“自然之城”的建造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我们要建造一种中国式的“诗意栖居”，可以为世界建筑提供一种价值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