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境外成熟投资者进入境内市场，一方面可以吸引一部分资金，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市场的投资理念和风格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境内投资者风险意识，推动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行业健康长期发展。”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日前举行的2019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上如是表示。

据悉，继7月“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宣布将取消基金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时间点从原定的2021年提早到2020年后，证监会又于10月11日进一步明确“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自2020年4月1日起正式取消”。政策放开将吸引不同背景的公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

“外资巨头加快在中国布局，国内基金公司在产品、科技、风险、人才等方面将面临诸多挑战。”中银基金总经理李道滨指出，境外机构产品种类丰富，而国内产品相对创新不足，且存在同质化问题。在科技投入方面，境外机构长期注重研发和科技投入，国内在科技应用和系统建设方面仍处于落后状态。此外，在风控方面，国内机构的经验偏少，整体水平比境外机构弱。最为关键的是面对全球市场的人才储备十分匮乏，市场开放加上理财子公司出现，未来在人才方面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金融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一方面，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典型表现是，实体经济在融资上过度依赖银行，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还不充分，资本市场短板明显。同时，从积累资本的角度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缺乏积累资本金的相应机制。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体系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金融产品体系多元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传统单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虽有改进，但是金融产品同质化问题仍然明显，难以有效满足创新创业企业、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等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楼继伟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也有待完善。在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把握开放节奏、防控金融风险都是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对于如何引导金融创新，尚福林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服务实体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就成了“无源之水”。二是金融创新活动既要注重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更要符合中国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否则好的产品也会“水土不服”。三是要统一市场规则。如一些银行创新业务已将银行、证券、保险市场打通，风险监测和管控的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这就需要要不断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金融框架。对于跨市场的创新业务，完善统一的监管规则，补齐制度短板，明确界定各方的风险防控责任，切断监管套利。同时，对不同产品要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建好制度围栏，筑牢“防火墙”，为防控交叉金融风险提供有效保障，防止风险藏匿转移和相互传染。四是要规范科技运用。现代科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尽管当前暴露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如何规范运用。在金融创新活动中，要依法合规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降低资源配置成本、风险管理成本、货币流转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