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依然记得那顿美餐的每一个细节。凉拌鸡，加了酱油、白糖、红油和花椒面；豆瓣鱼，加了豆瓣酱、葱姜蒜；切成花刀的猪腰，刚好一口一个，刀工相当考究，和芹菜泡椒一起大油爆炒而成。还有所谓的‘鱼香’茄子，我吃过最好吃的菜之一：亮闪闪的茄子拿深红色的辣味酱料一炒，虽然没有用到鱼，但那引人垂涎的酸甜味儿还真是有点鱼香。”

　　1992年，一个英国姑娘在中国四川成都杜甫草堂边上一个简陋的小菜馆邂逅了中国家常菜，从此走上了中华美食传播之路。

　　英国姑娘扶霞（Fuchsia Dunlop）在牛津长大，是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学士、伦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硕士。她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从惧怕“恶魔眼珠”皮蛋到爱上“鱼香茄子”，味蕾彻底被中国菜征服了。1994年，扶霞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补助，前往中国四川大学留学，原本是来中国做少数民族史的研究，结果爱上了中国菜，甚至到四川的“蓝翔”——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接受了三个月的专业厨师训练，成为该校第一位外国学生。在《鱼翅与花椒》中，她写下了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体验千变万化的刀工、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珍稀野味时内心的道德两难……透过扶霞的眼睛，我们也得以用全新的角度了解中国菜。英国出版协会评价说，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一段回忆录，这是一本意义非凡的旅行佳作，在记录视觉、听觉与味觉的感官体验之外，更倾注极大的热情与努力在展现异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扶霞爱上中国菜、学做中国菜、传播中华饮食文化的过程，展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可以追溯到扶霞的童年，她在牛津长大，母亲是教留学生英语的，所以经常有外国学生来家里吃饭。扶霞的家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今天是日本学生捏饭团当早餐，明天印度学生做咖喱饭，这一切让她的美食记忆跟别的英国人不一样，味蕾特别开放，心态也很开放，所以来到中国她就发誓无论别人请她吃什么都来者不拒。比如面对大多数外国人非常畏惧的皮蛋， 刚开始是出于礼貌地吃，中国人都喜欢说多吃点，她就礼貌地吃，花了大概两三年真的爱上了皮蛋，真心觉得很好吃。美食心态的转变，也代表她真正融入了中国饮食文化：“十年前，我大概要花半个小时，才能鼓起勇气吃个炸蝎子。拿筷子夹着，紧张又害怕，把那钳子和毛乎乎的尾巴看了一遍又一遍，再一咬牙、一闭眼塞进嘴里。现在嘛，遇到新的吃食，就算是最最恶心可怕的那种，我也就犹豫个一两分钟。当然，一旦东西入了口，木已成舟，禁忌打破了，一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扶霞在北京开新书发布会的时候，说她11岁就告诉自己的老师长大以后要当厨师，当时老师笑她，因为她是学霸，肯定能上最好的大学。但是扶霞最爱的一直是做菜。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后，她上了四川大学，四川是轻松悠闲的地方，她人生第一次没有在牛津时那样多的社会压力、没有剑桥大学的学业压力，可以自由学习做饭、享受吃饭。她幽默地说，我就是一个厨子，我最喜欢的还是做菜。

　　扶霞不只是喜欢吃，而且观察中国烹饪手法。譬如中国刀工十分复杂，“这里，只要一把刀，就能把食材处理成各种形状。你可以‘切’，可以‘片’，也可以‘斩’‘砍’‘捶’‘刮’‘剜’，再加上切入的角度和切割的方向，变化出千变万化的刀法。”她观察到一枚葱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处，横切叫葱花儿，斜切的叫凤眼，充满画面感又有滋有味。她认为，葱花摆放的讲究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一点都不比范宽的画、宋徽宗的字逊色。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也介绍了一个扶霞融入中国社会的故事：她做湘菜调研时，乘坐一辆SUV去乡下，听见后备箱里面有动物的叫声，她忍了很长时间，终于没有忍住，问她的朋友是不是青蛙，朋友告诉她说是。扶霞心里很焦虑，担心等一下要吃青蛙怎么办？对她来说吃青蛙像吃鸡爪子一样，是巨大的心理跨越。当然这个故事有个特别喜剧的结尾：她问朋友是干烧还是素烤，朋友告诉她，是前面那位先生带去放生的。

　　扶霞在中国到处吃，但她说不是玩，是研究。只要吃到她觉得好吃的，她就去找厨师记下美食笔记。下馆子吃饭，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厨房看看。她会说的第一句完整的四川话是：“厨房在哪儿？”扶霞每时每刻都在记，记下了130多本美食笔记。她不只是记录菜谱，还跟很多中国人交流，记录不同人的故事，比如她的笔记本里面有很多成都出租车司机讲述的菜的做法。“我经常和司机交流，他们问你来这里干吗？我说我是研究美食的。司机就会很自豪地说我真的会做酸菜鱼。”

　　扶霞就这样不断记录，写下了多本关于中国饮食的书。她的写作大大改变了欧美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误解，比如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菜不健康，扶霞写了一本菜谱，介绍了很多家常菜，以素菜为主，包括番茄炒鸡蛋、鱼香茄子，“我告诉他们，你可以跟中国学习，不但身体更健康、更经济、少吃肉，更环保，而且可以做得非常好吃。““我要告诉他们中国饮食文化才是世界上第一，材料上运用搭配、菜式的多元化没有一个国家及得上。”（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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